在印度,中央及各邦政府在制定并实施各不相同——连名字也不相同——扶贫计划时,经常相互矛盾地开展工作。在决定资金如何调配与使用时,政治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反对党代表的邦与选区通常会受到忽视。不仅如此,印度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来协调不同的发展项目,进而也就无法以有针对性的、由数据推动的、360度无死角的方式,让贫穷家庭从中受益。
第四,只要有必要,中国会将地处偏远山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村庄搬迁到距离城市更近的地区。这并非易事,毕竟祖祖辈辈都曾在原来的地方生活,人们不会轻易同意迁往新的居住地。因此,政府必须建设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具有吸引力的居住区。最终,有1000多万人从这一做法中受益。
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周边地区创造可持续的就业与谋生机遇。中国目前尚未完全克服这一难题。另一个艰巨的挑战是,让一些少数民族摆脱贫困后,还要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
第五,中国形成了一套远比印度有效并有针对性的方法,引导商业组织的资源流向扶贫行动。与印度奉行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所出现的在资金使用上过于分散、无序和缺乏监督的情况不同,中国在调配这些资源时,中央政府协调了省级与地方政府制定的总体计划,从而产生更大的效果。据统计,有6万多家私营企业参与了政府的扶贫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