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13 16:52: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王恩泰 作者:张晓磊
核心提示:加强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一条有效路径。它对缓解中日间可能的海洋战略冲突、增强防务部门间的“行动互信”,以及建构积极的地区安全格局乃至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延伸阅读】徐万胜、姬世伦:“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

原标题《徐万胜、姬世伦:“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全文约1.8万字)。

【作者】徐万胜(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姬世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研究生)

参考消息网2月18日报道 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不仅在两国双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两国所处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地区概念的内涵。基于“地区”视域,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反对地区霸权”共识下的友好合作,转为“东亚安全治理”框架下的相互警惕认知,直至“跨域秩序构建”进程中的大国战略博弈。中日两国有关地区秩序构建的概念认知与路径选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彼此间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措施来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

二战后,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地区概念的内涵亦相应发生变化。“地区”视域的产生和演进,不仅规范着与之对应的地区内国家间关系,也推动了地区合作机制的产生,进而反映了国际秩序的重构与进化。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总体上不断向前发展,是在“亚洲”、“东亚”及“亚太”等地区框架下实现的。相对于传统的地区概念而言,近十年来,中日实力对比的逆转,不仅推动了地区秩序的重构进程,也加深了两国间的相互警惕。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构想”的提出,中日安全关系所处的地区框架被拉大,安全层面上的“地区”内涵也产生了新变化。

地区概念内涵与中日关系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地区是地理上的概念,即在界定的文明区域内包含着大大小小的主权国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内涵之外,在全球化与地区化的演变进程中,地区的概念内涵伴随着国际秩序变动而改变,且日趋多元化。

以多样性内涵为支撑,地区的国际政治功能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地区概念的界定和阐述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霸权国常常会依据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所及范围来命名地区。地区概念本身的复杂多变,为概念创造者与界定者保持权力、显示权力、获取权力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地区可以为地区内国家间合作的展开提供良好的载体,并促进此种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长期以来,中日两国政府整体上是在“亚洲”、“东亚”及“亚太”等地区概念框架下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双方不仅对这些地区概念有着共同认知,且合作内容也由最初的“反对霸权”扩展至区域经济合作与安全秩序构建。此外,近年来,中日两国政府各自提出了“一带一路”与“印太”等地区概念,促使双边关系所处的地区框架进一步多样化。这两个概念与“亚太”相比,进一步打破了亚洲的固有地理界限。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不同地区概念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双方地区身份认同的差异,更表明双方在参与地区治理及构建秩序过程中所采取的路径不同,进而与彼此间安全关系产生互动。

“反对地区霸权”与中日友好合作

冷战时期,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及其后的和约缔结进程,也就是双方达成“反对地区霸权”共识的过程。这一共识的达成,虽促成了中日两国在地区安全层面上展开适度合作,但双方的安全共识基础仍较为脆弱。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安全关系的构建源于相关双边关系文件中“反对地区霸权”条款的内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条款”,是国际法意义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规范。从1978年“反霸条款”确定到冷战结束之前,中日安全关系在整体上处于“友好合作”态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中日两国不把对方视为自身安全的重大威胁。第二,日本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下积极实施对华援助。第三,中日两国妥善地管控安全分歧并加强防务互动。

“反对地区霸权”共识的达成与地区安全合作的适度展开,并不能证明中日两国间形成了牢固的安全共识基础。中日开展地区安全合作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双方关于安全威胁来源的相同判断,至于两国关于国家安全目标以及目标实现路径等方面的差异,则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或淡化了。更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日安全关系并不能简单地放在独立的双边关系框架下进行讨论。其原因在于,日本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路径是日美同盟,换言之,日美同盟“捆绑”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抉择。

“东亚安全治理”与中日相互警惕

冷战后,中日关系所处的地区框架主要集中在东亚。在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本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合作相比,东亚的地区安全合作进展迟缓且前景不明。基于历史问题及现实博弈的考量,东亚大国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波动周期中。因此,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更多倾向于具体议题的推进而非机制建设。

在东亚地区,包括朝鲜核导问题、台海两岸局势、海洋权益争端等在内,带有冷战属性的“不稳定”安全因素依然存续并突显。这样,中日两国在如何实现“东亚安全治理”上开始需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是,在“东亚”地区框架下,中日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安全治理路径。其中,中国在致力于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新安全观”构想。相反,日本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成员,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军事存在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致力于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推动其军事大国化发展进程。

中日两国在半岛无核化、非传统安全、地区经济一体化等领域虽存有共同利益,但难以消弭彼此间的“警惕认知”。因此,在东亚地区,中日两个主要国家实施安全治理的路径不同,相互警惕认知,再加上本地区政治结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导致地区安全合作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跨域秩序构建”与中日战略博弈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地区视域下的中日安全关系处于秩序构建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突出表现为大国竞争的地区舞台不断改变,作为大国的战略投射目标而涌现出各种地区概念。随着大国的地区视域的变化与更迭,中国所处的地区秩序正处于深刻整合与重构阶段。

对于地区视域下的中日关系而言,2010年是颇具转折意义的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这一年超过日本,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日实力逆转背景下的地区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对中国的“警惕认知”不仅未能有所缓解,反而自2017年起由“忧虑”转为“强烈忧虑”。

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日本政府开始探索如何基于新地区框架来应对中日安全关系,而非仅仅遵循传统的“亚洲”、“东亚”及“亚太”地区框架。自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再次上台执政后,日本政府逐步确立了“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并将其作为外交安保战略的关键词。与此同时,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此过程中更加重视与该倡议相对接的地区安全架构建设。中国政府力图通过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灵活互补,推动地区安全架构建设并维护中国发展所需的国际和平环境。

显然,在地区秩序的构建进程中,中日双方都在力图构建一个满足自身战略需求的新地区框架。相对于传统的地缘政治或自然地理概念,无论是“印太”还是“一带一路”,都带有“跨域”的地区框架属性,即横跨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等区域,二者间具有较大的地区交叉重叠性。在上述新的地区框架下,最大且直接的变化便是,“中日两强”的地区力量结构在更大范围内被“稀释”,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等作为行为主体自然而然地加入进来。地区范围的扩大与行为主体的增多,必然对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增加新变数。

日本“印太构想”实质上是一个安保战略,核心是“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主要目标是形成“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及规则设定。从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印太构想”的实践来看,其导致中日安全关系的地区内涵发生了三大变化。第一,“南海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地区安全关系的新热点。第二,“美日印澳”成为影响中日地区安全关系的新机制。第三,网络、太空成为影响中日地区安全关系的新领域。因此,在美日等国的推动之下,对于地区安全而言,“印太”这一新保守主义的地区政治概念将会产生巨大而长期的政治影响,也会加剧现有的焦虑、不信任和安全困境。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印太”的概念认知也正在不断深化,其内涵描述并非一成不变。

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首先,中日两国应丰富并深化“反霸条款”的精神内涵。其次,中日两国应努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构想”的对接。再次,中日两国应从合作共赢视角出发来培育战略互信。最后,中日两国应致力于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参考消息网特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2020-02-18 1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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