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4 00:33:01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贾元熙 作者:毕亚娜
核心提示:1952“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作为独立国家重返国际社会。日本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吉田路线”,创造了“世界第一”的经济奇迹。这个时期,日本国家形象的认知与构建是在经济困境与增长中孕育新生的。

“经济中心”战略时期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路径

1. “环保大国”形象与“文化大国”形象的推进

日本严重的公害问题不仅使其国际形象受损,也引发了国内大规模的反公害市民运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公害防治,推行了一系列以预防为主的环境对策。

1967年日本制定了世界首部《公害对策基本法》,相关法令相继颁布,日本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环保法律体系。之后,日本政府通过调整工业结构,制定全国性防治规划,加强国民环境教育等举措,使环境保护取得了良好效果。日本的防治公害对策并未止步于国内,1970年《公害白皮书》中首次提及“公害问题的国际动向”,将公害作为“世界规模”的问题加以考量。日本积累的防治经验在80年代后期追求国际化意识膨胀的背景下,成为其开展环境外交、塑造国际形象的基础。

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另一问题。为缓解贸易摩擦,日本在积极推进同他国的经济协作的同时,构建“文化大国”促进国际理解的构想也开始萌发。

相较于环保领域的“对症下药”,其推进“文化大国”的前瞻性则更加意味深长。1964年外交蓝皮书开始明确肯定文化宣传活动对日本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助益,并将特色文化介绍作为其对外宣传的重点 。此后文部省文化厅、国际交流基金会等机构相继创设,日本的文化宣传活动开始有计划、成体系地推进。

2. “负责任政治大国”目标的酝酿

“搭便车”“单肺国家”等批评使日本各界深受触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抬头,执政党也开始宣传“国际国家”等理念,将其作为追求新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工具。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内阁执政时期提出了“国际国家”构想和“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力图“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日本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争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日本争取发挥国际政治作用的重要手段,自1969年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日本“入常”的愿望后,日本频频发起攻势,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日本的“入常”攻势因希望破灭而一再消极,但仍争取以非常任理事国身份扩大影响力。

此外,日本通过“四次防卫预算计划”“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举措致力提升自卫队力量构成与装备水平。1987年中曾根内阁将当年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确定为1.004%,突破了之前的“每年有关防卫费的总额应以不超过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为目标”的限制,积极发挥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日美同盟关系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以中曾根等为代表的政治家提出的“政治大国”等理念的出现,以及在安保等方面的积极动作,标志着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逐渐形成。

3. 搭建“亚洲与西方的桥梁”

受制于战后体制的日本难以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发挥国际作用,经济外交成为日本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以经济援助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外交是日本塑造“亚洲一员”国家形象的代表。为消除与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嫌隙,密切与东南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日本政府在50年代充分利用战争赔偿的契机,通过实物赔偿与技术援助等方式进入东南亚市场,将东南亚与日本的经济发展进程紧密相连。

相较于东南亚外交的顺利推进,日本与东北亚邻国关系的推进则路途多舛。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亚洲一员”身份的认同,不仅受历史遗留问题的阻障,更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束缚,始终处在被动、消极的境况之中。为缓和与东北亚邻国间的关系,日本在对美协调的同时力图兼顾邻国利益,但在冷战背景下,这种中庸式的构建则尤为艰难。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日本的东北亚外交也取得了难得的进展。日本相继实现了与韩国、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通过大量提供经济发展援助与促进民间交流等形式改善与中韩关系。作为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通过主办会议、提出地区合作构想与扩大经济援助等手段对东亚地区的发展表现出愈益积极的主导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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