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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李显龙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模式 不必变得像美国(3)

2018-04-16 10:08:34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贾元熙

核心提示:李显龙说,美国希望中国变得像美国。如果不这样,那美国人就会担心中国是否将变得不友好和不合作。但只有通过如何应对和处理危机和机遇、如何与他国合作和处理与他国冲突,才能看到中国最终将变成什么样子。

【延伸阅读】张茉楠:中国倡导公共产品供给新模式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文/张茉楠)在人类面临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面对“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如何摆脱“霸权困境”导致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否存在跨越这一陷阱,探索全球利益共享的新路径?也许“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已经指明了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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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将极大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状况。由中企承建的阿尔及尔新机场项目预计2018年6月以后可以陆续交付,建成后将是非洲最大、最先进的现代化机场。图为在建的阿尔及尔新机场航站楼出发大厅。(资料图片)

“霸权稳定供给”已不稳定

近年来,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全球公共物品消费数量不断增加,使得美国已无意或无力向世界进行足够的单向支付,更不愿在多边协议框架中让利。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主动挑起贸易战、减少国际责任分担等一系列举动明显带有强烈的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以及“去全球化”的色彩,这是对二战后该国所拥护的全球化主义的重大背离。因此,各国普遍对“全球领导力真空期”加剧世界秩序动荡表示不安与担忧。

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去年在一篇题为《金德尔伯格陷阱:特朗普的中国挑战?》的文章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应同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一方面,既要防范一个现有大国(如美国)过于恐惧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中国)所可能爆发的灾难性战争;另一方面,中国通过示弱而非示强,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免费受益者,从而将世界体系推入到“金德尔伯格陷阱”之中。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这一观点后来被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发展成“霸权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只有在霸权国存在的特殊条件下才能形成国家之间的合作。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个强大并且具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而那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各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可以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全球公共产品,来获得其他国家对由霸权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实现体系内的稳定和繁荣。然而,20世纪3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后却未能接替英国扮演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最终导致全球体系陷入衰退,政治动荡,乃至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长期以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呈现三种态势:第一种是霸权稳定供给;第二种是全球主义的集体供给;第三种是地区主义的合作供给。二战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一直是霸权稳定供给,美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者,并通过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四大支柱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和控制权。然而,随着其综合国力经过长期冷战消耗出现下降,以及近年来全球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对比的变化导致矛盾愈加突出,这一模式的不稳定性也日益凸显。

高昂成本令美陷入“霸权困境”

历史一再证明,单一霸权国家主导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不仅未能有效维护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稳定,反而可能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不均。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霸权之所以衰落,究其原因是过度扩张,导致内部资源供应链太长无法持续供给。由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霸主国国力衰退不可避免。二战之后,美国为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安全产品支付了高昂成本。数据显示,2016财年美国国防军费预算总额超过7700亿美元,不仅继续高居全球首位,而且超过了世界多个主要大国国防预算的总和。长期为其盟友提供高昂的安全防卫开支使美国不堪重负,2017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高达20.6万亿美元,债务-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为104%。高昂的全球公共产品成本导致美国陷入“霸权困境”。

在这种困境下,霸权国可以选择两条行动路线来恢复体系平衡:一条路径是寻求资源的增加,用更多的资源保持霸权地位,继续承担霸权义务;另一条路径是减少现在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特朗普政府选择了第二条路径。

当然,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领导世界的意愿,但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却在下降。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充分表露出美国不愿意再分担国际公共产品成本的倾向,因此“金德尔伯格陷阱”比“修昔底德陷阱”更加尖锐地凸显出来。在经贸领域,美国全面转向“本国优先”,力图在最大化本国收益的同时,减少承担全球责任,表现出更加激进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具体表现为:

其一,经历了由克林顿、布什政府时期的“自由贸易”,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公平贸易”,特朗普政府转向更加主动、单方面发动贸易争端和贸易制裁,甚至以发动贸易战来威胁对手,迫使对手进行双边谈判,进而通过讨价还价以获取所谓“对等贸易(利益)”和“互惠贸易(利益)”。

其二,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对等,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升对外经贸关系政策的优先次序。近日,特朗普宣布对钢铁和铝征收25%和10%的高额关税。事实上,特朗普至今已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了上百起“双反”措施。对国内产品的过度保护,对“国家安全”的滥用早已超越一般经济和贸易利益的范畴。

其三,全面弱化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报告明确表示美国不再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为核心,而是以“美国优先”为政策起点,将贸易政策应捍卫国家主权列为政府四个优先事项之首,强调依照国内贸易法为实施基准,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

当前,特朗普政府打开了全球贸易战的“潘多拉盒子”,无视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推进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其他国家倘若效仿,将会侵蚀以WTO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的根基,二战后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即将迎来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新理念不认同“国强必霸论”

如何摆脱“霸权困境”导致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是否存在跨越这一陷阱的第三条路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奠基人罗伯特·基欧汉在他的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纷争》中通过强有力的论据证明了即使没有霸权国的存在,各国之间的合作仍然能够持续进行甚至增强。

历史经验表明,“霸权稳定”并不是维护全球良序的根本,而超越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也会导致战略透支风险,“承担与自身能力适应的责任”是长期性坚持的基本方向。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更无意寻求霸主地位及其蕴涵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者的主导地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向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包括“一带一路”等具体设想,这是中国就促进全球发展与稳定提出的最具启发性的国际倡议之一,也是破解“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最佳实践。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从全球化的受益者成长为倡导者和维护者,中国主张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积极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更加开放包容,为中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应对全球、区域和国内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实现从资金供给到制度设计再到理念创新的角色转变。

中国积极推进包括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及推动“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等在内的开放型世界的建设进程。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从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创新发展方式、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包容性发展等多个维度,提出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世界经济等新政策主张,不仅体现了“中国智慧”,更体现了中国的责任担当。

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与共为依据,以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为支柱,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思维超越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不同于西方崇尚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观念,东方文明、中华文明强调学习互鉴、和谐共生,通过包容变通实现求同存异,通过协商合作化解冲突对立。“达则兼济天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根源。中国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坚持对话协商,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做到权责共担,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而持续努力。

构建多层次稳定供给新机制

积极探索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共识。根本而言,作为成熟和负责任的大国,贡献思想和方案是更为高级的公共产品。当前,多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面的国际协定与规则需要完善与重构。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需要凝聚全球共识,许多新的全球性挑战不能仅靠一个国家应对,而是亟待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要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大国之间应妥善处理好战略互动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上的协调与互信,全面加强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合作。通过“改制”与“建制”双管齐下来谋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才是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稳定框架的根本之道。

优先供给经济、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产品。中国从自身能力和大国责任出发,可以从经贸领域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入手,以周边为优先,向国际社会提供富有中国特色、有竞争力的全球经济公共产品。进一步强化承担减排、减贫、国际对外援助、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应积极培育除政府之外的市场、非政府供给主体,逐步从“低领域”到“高领域”形成多层次稳定机制,并逐步扩展到地区环境和全球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

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构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新模式。“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专属,也不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颠覆,而是新平台和重要补充。“一带一路”以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基石,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行动原则,推动建立国家间、区域间、跨区域间的新型全球治理框架。“共商、共建、共享”植根于三大发展理念:一是以参与国诉求为出发点,充分尊重各国发展需要、参与意愿及国情差异;二是以市场机制为立足点,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合力构建和维护规则透明、良性竞争、政策稳定的营商环境;三是以互惠共赢为基本点,通过提供区域乃至全球公共产品,建立共同决策机制,互相扩大、开放国内市场。作为新型全球化的动力和载体,“一带一路”将有利于构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复制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部研究员)

(2018-03-19 16: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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